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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清华大学深陷“培训门”之后，继续教育再起官司——北大也被推上被告席

继清华大学之后，又一国内名校北京大学也因为继续教育而成了被告，只不过这一次站在原告席上的并非学员，而是曾与北大有过合作的“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的项目负责人张家麟。
　　从于博状告清华大学伊始，一个名字便与于博联系到了一起，他就是与北京大学共同开设“总裁研修班”的张家麟。因为深谙继续教育界内幕，此前，张家麟曾公开指出“总裁研修班”的种种秘密，并多次对于博进行过声援。然而，就在上周，作为北京大学合作方的他却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北大从未真正意义上履行过与我的合同，没有劳动凭什么还要拿那么多的报酬呢？”昨天，张家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了他状告北京大学的起因。
　　“北大就只管收钱和盖章”
　　因为种种原因，于博状告清华大学一案在一审阶段便遭到驳回，而就在上周五于博做客“搜狐直播间”再谈他与清华大学之间的是是非非之后，张家麟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于博，也就在那一天，张家麟终于下定决心，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与他有过合作的北京大学告上了法庭。在诉状中，张家麟要求北大履行此前签署的合同，并要求北大退还学费。
　　2月23日晚，当记者拨通张家麟的手机时他告诉记者：“法院今天立案了，估计很快就会开庭了。”那么，张家麟为什么要状告北大呢？
　　“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动过这个念头了，只不过这次是于博的行动让我下定了决心。”在张家麟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份关于他的个人简介，在那上面记者看到，从2003年开始他便进入了继续教育业，而在那一年还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学系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还担任中国农业大学MBA中心副主任，兼任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及网络教育学院主任。此后，他还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院校的客座教授。
　　谈到他与北京大学合办的“研修班”，他首先提到了北大培训中心主任张玫玫。他说，那时是张主任首先联系到他的，“她说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优势来招生。”张家麟进一步解释说，也就是以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的名义开设“北京大学变革管理与领导潜能开发高级研修班”，学期10个月，利用周末上课，由张家麟入股投资的“北京华人东瑞健康科技公司”与培训中心签订合同。而在合同中北京大学有四项权利与义务：检查学员入学资格，负责为学员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备案；审订张家麟提交的教学课程方案；审查张家麟所联系的师资人选；负责学员的成绩考核，向全部课程合格的学员颁发北京大学结业证书。但是，张家麟说北大除了支付授课教师一般的薪酬之外其余根本没有做到。甚至有的学员一天课都没来上过，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北大就是只管收钱和盖章。”
　　与北大闹僵不光是因为钱张家麟说，正是因为招生人数“未达标”，而他又不愿意在教师上做文章，继而导致该“研修班”亏了本。而他与北京大学关系闹僵还在于另外几点。
　　张家麟说，他设想这个“研修班”是一个高端教学班，所以不愿意降低师资水平，“我也可以聘请些不知名的老师，像其他的高级研修班中间商一样，但是我不想那么做，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北大的金字招牌就砸在我手里了。”他说，之前北大承诺来授课的老师嫌弃每天1.2万的课时费少了，大牌教师根本没来。而来的教师呢，则连基本上课的课件都没有准备，只是拿来了一篇尚未成型的论文来给学生授课，“这个我当然不能允许，所以因为这件事就和北大之间的关系闹得僵化了。”张家麟告诉记者，自此之后，北京大学便开始百般为难这个“研修班”，“不但教室不安排麦克风，而且我们的项目工作人员还遭到了对方的无端辱骂。”最终，该“研修班”无奈之下只能到外地上课，后来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北大才履行了合同，但是培训中心把他们安排在了体育馆的地下室上课。
　　张家麟说，这一切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正是因为学员人数“未达标”，而且还聘用了不少知名教师，“研修班”便开始进入了负债运行的轨道上，“不少教师的课时费都是由我们先行垫付的，这个班至今共亏损了20多万元，其实我不是想要他们赔偿我这个损失，就是觉得北大在这个‘研修班’上没有付出任何劳动。”
　　“北大招牌不能砸在部分人手里”
　　张家麟说，该“研修班”共有学员27人，总收入为88万元左右，按照合同分配比例，北大占72%，而他的华人东瑞公司项目组占28%，北京大学除支出16.5万课时费后，得到利润47万左右。“我这次状告北大，就是要把这最后的47万元争回来，其实这些钱我并不在乎，而且我告了北京大学，以后就不用指望再和他们有任何合作了，同时也有可能会遭到全面封杀。”但是，张家麟认为，“即便遭到了封杀，我也不会让北大这个招牌砸在部分人手里。”他还说，如果胜诉，他本人除扣除律师费用外，将捐出一半胜诉款项作为改革继续教育或希望小学建设费用。
　　昨天，记者就此拨打了北京大学培训中心的电话，一名工作人员接听了电话。她说，对于本案以及张家麟本人她没有了解，并表示无法接受采访。对于该中心主任是否为张玫玫，她也表示“不知道”。随后，记者拨打了张玫玫的手机，对方在接听记者电话之后说：“我在开会，我不认识你。”随即也挂断了电话。
　　此后，记者向其手机发送了短信，表达了采访愿望，也始终没有得到答复。随后，记者再次拨打了北京大学宣传部的电话，但电话的那端始终无人接听。记者田勇写在采访之后于博状告清华大学是因为继续教育而起，张家麟状告北京大学也是因为继续教育而起，两所知名百年学府就这样深陷“培训门”。尽管这两起案件的诉讼请求有所差异，但一个根本的核心点还是目前被俗称为“总裁班”的高校继续教育的质量问题。
　　不同的两点是，于博是以学员的身份起诉，而张家麟则是以“项目外包商”的身份状告；于博状告清华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总裁班质量太差、师资缩水，张家麟状告北大是因为他把“总裁班”质量看得很重，因为聘请名师导致亏损，并最终与北大产生利益分配的纠纷。
　　“我国继续教育缺乏法源，弊端衍生，这直接导致名校品牌受损、教学合作方难以生存，以及学员承担高额学费但所学不符所需等乱象，现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找出改革方案，促使我国继续教育能够在阳光下公开，使知识经济时代的智能，能够资源共享，找出符合市场化的规范。”张家麟表达的观点几乎和于博数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意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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